而珲春那边，自从托莫霍果领队的一百多人披甲兵消失的无影无踪之后，珲春协领倭特山在正月二十二日和正月二十七日，向六百里外的宁古塔再次发出急报，汇报情况并请求宁古塔方面的兵力支援。
珲春城的驻防八旗只有三个旗，镶黄、正黄和正白。而镶黄旗的绝大部分兵力都被托莫霍果带走了，至今未归。四分之一多驻防兵力的下落不明，让倭特山终日如坐针毡。
此时的他，已经根本顾不上那些天天上门吵闹的镶黄旗家属了。
正月二十二日，他派出了正黄旗的四个十人小队，分不同方向朝东北一带搜索。五天过了，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
倭特山可以预见的是，万一托莫霍果一行人遭遇到什么不测，自己作为直管上司，必定罪责难逃。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倭特山再也不敢派出大队人马寻找，他只能向宁古塔的副都统安临请求支援。
离珲春城六百里外的宁古塔在连续接到珲春的急报后，副都统安临这时也感到珲春的事有些不对劲，搞不好就要出大事了。他随即向六百三十里外的吉林将军府递出急报，请求从宁古塔派骁骑甲兵三百人至珲春（注1），查明事情真相。
两天后，身在吉林乌拉（吉林将军府）的庆桂，在听取幕僚禀报了宁古塔的呈文后，同样预感到事态严重，便下令幕僚替自己向宁古塔和珲春发出扎文，同意了宁古塔副都统的请求，并发文宁古塔和珲春两地，命令他们随时汇报珲春镶黄旗行踪的调查进展。
之后，吉林将军庆桂启用了“飞折六百里加急”（注2），通过东北路驿站系统，向两千三百里外的京城兵部行文，汇报情况。
于是，自正月二十五日开始，吉林乌拉、宁古塔、珲春三地之间的呈文、扎文、咨文往来愈发频繁，很多人的目光都被这件事所吸引，连盛京那里都开始私下议论这件事（注3）。
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初，一支负责搜查托莫霍果下落的哨骑小队，终于来到了熊岛海峡对面的小渔村。
此时渔村内的几家村民中，有两家之前已经猜测到了一些端倪，早就吓的卷铺盖搬家离开了。剩下的三家都是有老人孩子，不方便冬天离开的。
这三天任凭甲兵们如何询问，都只说佐领大人自从上了熊岛后的那天夜里，听到村外军营内人喊马叫，各家没人敢出来。不过第二天一早，佐领大人就率队开拔了。至于去了哪，这谁能知道？
两天之后，另一队哨骑小队也在线索的指引下来到了渔村。
两个哨骑小队的领催，在互相交流查探得来的线索之后，都认为海峡对面的熊岛上有古怪。从渔民的口中得知，没有人亲眼见过托莫霍果从熊岛上回来，所谓的大队开拔，都是渔民们从夜里的动静而猜测的。
两个人不敢懈怠，带着手下来到了海角最南端的位置，隔着冰面遥望熊岛上的情况。在眺望了半天也毫无迹象之后，一个领催便提议自己带队上熊岛上查探一下，半日内返回；如果没有什么发现，那就只好再往其他地方寻找。
结果这支十人小队在上了熊岛之后，就再也没了消息。
而在海峡对面等待了一天的另一个带队领催，在迟迟不见同伴回来后，终于认定古怪就出在熊岛上。望着森林密布，曾经渺无人烟，只有熊出没的荒岛，带队领催感到浑身发冷，心跳加速。似乎那岛上潜伏着一只吃人的猛兽，亦或是魔鬼，张着大口，等着自己上门。
他越想越是害怕，一秒也不敢多呆了。随即连夜率领小队离开了这里，快马赶回珲春，准备向协领大人禀报。
熊岛北部的树林里，王远方指挥着潘秀成、额鲁和一帮岛国众们，已经打扫完战场，此刻正在安排转移缴获马匹和清兵的尸体。赵亮和吴思宇，正拿着清军的制式武器看个稀奇。这一次的小规模战斗，三人终于赶上了。
而随后赶来的刘胜，在问清了这次的子弹消耗后，才放下心来。不过，他担心清兵要是再来个百八十人的话，安保部四员大将就要改弓箭手了。
（注1：乾隆四十九年宁古塔八旗驻防兵力如下：副都统一人，辖协领二人，佐领十三人，防御十二人，骁骑校十二人，委署骁骑校二十二人，笔帖式四人，委署笔帖式四人，委署什长四人，管仓官一人，仓笔帖式二人，助教官二人，台站笔帖式三人，八旗满洲领催一百四名，前锋四十名，骁骑一千二百五十六名，弓匠、鐡匠二十四名，官屯领催一名。）
（注2：提到“飞折”，那就先要提到清代的邮政系统。清廷兵部下设车驾清吏司，统管全国马政、邮政系统，任命官员七人，主管全国的驿道驿站。同时在皇宫的东华门附近设立两个专门机构，由满汉两大臣会同管理京师和各地驿务联系，下又设驿夫、驿马以及捷报处，收发往来公文和军事情报。
清代之前，各朝代的驿站系统一个昼夜最多跑四百里或五百里；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，最快可达一昼夜六百里至八百里。
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时，从西北到京师的路程达五千余里，快马通信只需九天便可到达。之后康熙派施琅收复台湾时，陆路的路程也达到四千八百多里，同样是九天内消息便可递到康熙的案前。）
（注3：盛京是清代东北路驿站系统的终要枢纽，盛京以北地区所有送往京城的奏折和咨文都要经过这里。）